赵鞅

    赵鞅(？—前458年)，即赵简子，春秋末年赵国正卿。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寿约70多岁。

    赵鞅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顷公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局发命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由赵、韩、魏等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枚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人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场角逐小，赵鞅家族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官之难”后，一厥不振。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势力仍不及范、中行氏。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年仅20多岁的赵鞅执政以后，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赵鞅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今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铸刑抓，亡刻范宜子所用“变更之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

    孔子反对赵救“铸刑鼎”，颁布成文法，说明此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实际上是对奴隶丰“刑不可丸则成不可测”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树建创度的根本理论依据。

    赶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间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地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难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版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国的兴盛、强大和近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市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其他三氏的亩制不从韩赵魏的商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市制大。赵氏断制“以万计步为地，以二百计甘(四十)步为响”。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勒的，因此“晋国归赵”。

    政治上，赵鞅礼览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等人，同卫庄公、扁鹊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鞅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部下。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拆除荀寅等人所铸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鞅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锋后入城。经人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鞅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鞅家臣周舍“好直谏”，周舍死后，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越欲说：“诺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于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谸。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率军迎出增援范、中行氏的郑国军队，出师时宣布，“充敌者，上大夫受县”。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参见铁之战)。

    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中行氏两家，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

    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

    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赵鞅想把卫国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辽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子赵稷、臣涉宾“以邯郸叛”，经八年的作战，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垒堡，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有勇于牺牲的精神。

    从哀公六年(前480年)到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的战争。哀公六年，赵鞅伐虞。袁公十年春，赵鞅助师伐齐。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晋出公十七华(前458年)，简子率。

    综观赵鞅生平事迹，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因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曲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晋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

    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奖定了其础。赵鞅继位之这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氏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知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参见晋阳之战)，韩、起、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推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鞅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小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200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自西周初年立国，即奉行“启以夏改，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赵鞅、赵襄子两代改装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现事而制法，因事而制扎”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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