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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优 中华名将
钟期光
我和粟裕同志相识将近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南征北战，左右相助。时光易逝，战友难留，但名将功勋却永存。粟裕同志文武兼优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我早就听说，粟裕同志志大才强，刚勇善谋，一接触，果然名不虚传。那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根据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入新四军，会师皖南岩寺。部队集中不久，即组成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由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到江南去，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当时，敌情很严重，日寇占据了主要战略要地；国民党正规军节节逃跑，留下大批地方杂牌军，盘踞长江中下游广大乡村。我们到江南去，人地生疏，力量单薄，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打开局面，华东广大爱国军民对此寄予极大的关注。粟裕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历史的重任，成为抗日先遣支队的坚强领导核心。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深受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思想的熏陶。他说，在战略思想上，我们要独立自主，同日伪针锋相对，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我们发展，我们偏要深入江南敌后发展革命势力。初到江南，针对日伪为奸，兵匪为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响亮地提出：“本军不拉（亻夫）、不派款”，要把群众中流传的“出门遇了兵，有理讲不清”，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改为“遇了新四军、亲如一家人，无理也可以说分明”，处处为广大人民群众撑腰壮胆。从而很快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树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在具体对敌斗争方法上，他又机动灵活地执行党的政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以利我们的发展。安徽采石矶一带，有个名叫“四十八村”的大庄子，地处皖苏两省交界的长江边上，偏僻而险要，情况复杂，长期为一股大土匪盘踞，与地主豪绅勾结，成为独立小王国，外人不敢进去。此地正是我们向南发展的必经之地，有人主张强攻。粟裕同志认为那样代价大，费力费时，强攻不如智取。大家劝他派代表去谈判，他坚持亲自去做工作。果然他大胆地进去了，会见各方面头头，讲明新四军的由来与宗旨，晓以民族大义，争取他们团结抗日。经耐心说服，允许我们先遣支从进庄休息。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信守中立，不向我们进攻，也不得罪顽伪，但为我们让出了通道。紧接着是韦岗抗日处女战，粟裕同志亲自领队，打得日寇措手不及，俘获甚多。初战告捷，震动中外。先遣支队的组成，每团派一个连，营长当连长，逐级下放，直到班长当战士，强中选优，勇中挑智，加之训练有素，所以部队质量高，战斗力强。在粟裕同志率领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很快打开了局面。县以上机构虽然挂着国民党政府的牌子，但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都在我们一边。先遣支队由皖而苏，活跃在溧水、溧阳、江宁、句容等广大地区，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展了武装斗争，加强了党的建设，为新四军全军坚持抗日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粟裕同志深入钻研战争指导规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指挥艺术。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出身士兵，非常关心士兵。战争年代，他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军事思想，既当作赢得战争的指导方针，又视为彻底的群众观念。过去红军时期，一般只对非战斗减员进行追究，处罚连长指导员，而对战斗减员不当成问题，不予追究。粟裕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科学地提出了“评定伤亡”，不仅追究非战斗减员，而且对战斗减员也发动群众进行具体分析：敌人在什么位置，我们的指战员处在什么地形，应不应该伤亡，如何避免和减少伤亡。这样一评定，就从实践中总结出了战斗经验，把勇猛顽强与战术技术结合起来了，使指战员懂得不仅要拚勇，还要斗智斗谋。过去只强调“三猛”战术，就是猛打、猛冲、猛杀，部队虽然表现英勇顽强，但往往伤亡太大。开展“评定伤亡”活动后，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同时也就减少了补充，减轻了地方人民群众的人力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建设，具有战略性的积极意义。
粟裕同志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军事家，不愧为我军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决执行者和忠诚的捍卫者。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华，不少同志已有专题回忆。作为征战一生、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挥师众广，但总是深思熟虑，周密运筹，从不轻兵黩武，更不主张打拚消耗的“硬仗”，争取用较小的代价夺取较大的胜利，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的这种爱兵如子的名将风度，不仅体现在战役战斗的指导思想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部队行军每到宿营地，他的第一个行动是看地图，熟悉地名地形，安排新的军事部署；第二个行动便是去看望机要员等机关勤杂人员的住宿和工作环境，为他们排忧解难，关心冷暖。大家亲见地称他“粟司令”，士兵与将军之间，亲如手足，毫无拘束。
粟裕同志重视政治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工干部的工作。抗战期间，我们部队相当一段时间政治主管干部不在位，他兼主军政，我为其辅之以政。原则问题他考虑得很细，具体工作放手让我们去做。在战争环境里，部队流动性大，他常常边行军边研究部署工作。苏南苏中是水网地带，路窄骑马不能并行，他在前，我在后，为了交谈工作方便，他练就了倒骑战马的本领，背向前，头朝后，在行进中我们相对交谈，常常走一路谈一路，许多重大战役战斗的决心和政治工作部署，是在行军途中的马背上形成的。他提出：“军队政治工作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军事手段”，做到“扶弱为强，不要趋炎附势”。政治工作的职责是“知心”，以求“掌握部队，掌握群众”。他强调，配备干部应该是“选贤任能，宁缺勿滥”。他重视加强指战员的素质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注重培养基层人才。他强调政工干部要学习军事，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他要求文工团员不仅要“武装”头脑，还要武装手足；把文化教员带到火线上去训练，既发挥他们宣传鼓动的积极作用，又培养锻炼他们的实践本领，使一大批文化教员成为连队政治指导员和各级政工干部。他重视加强部队党的建设，据一九四二年统计，新四军一师的党员占全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强。他严格要求精兵简政，从领率机关做起，一师师部师长以下全体只有二十六人，紧缩上层，充实下面，指挥机关精明强干，得心应手，工作效率很高。
粟裕同志重才识才，十分器重知识分子。他自己早年就读于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学校，有较高的学识。他深知军事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文化知识对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攸关重要的。他充分利用以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科学比较发达的有利条件，招贤纳能。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热情欢迎，以礼相待，委以重任，保护关怀，来去自由，从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投奔我军。一师营职以下干部（尤其是营连级），百分之六十多是二十至二十五岁的知识青年干部；师团职干部中，有不少是留学苏联、日本等国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过的。如先后在一师和华东野战军担任过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敌工部长等职的周林、杨恺、陈其五、谢云晖、张崇文、丘东平、吴宪、韩念龙等同志，都是大学生，为新四军和华东部队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还有一批从上海、南京等地来的著名知识分子，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热情接待后派专人护送至延安。由于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新四军和华东部队是非常活跃的部队，大大增强了军队素质，提高了工作质量，也培养锻炼了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干部，不少同志至今仍分别战斗在党政军各级重要岗位上。
粟裕同志作风踏实，胸有全局。战争年代在苏中，实行一元化领导，他不仅是部队的军政首长，还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在年龄上他只比我大一岁多，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三四岁的青年，但他考虑问题比我周到老练。由于战争频繁，环境艰苦，工作难度大，加之年轻气盛，我有时偏重和强调军事需要过多，考虑地方工作的实际和困难较少，与地方工作同志时有争执。粟裕同志总是从全局出发，从实际着眼，全面分析需要与可能，既肯定我的工作热情，又善意批评某些要求过高过急，并指出在军政军民关系上，部队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从而，既端正了我的工作指导思想，又维护了军政军民团结。
粟裕同志身教重于言教。在水网地带作战，水多桥多路窄，许多指战员尤其是不少干部对此不适应。我不会游水，有位参谋处长害怕过独木桥，粟裕同志就带上门板作保险，亲自教我学游泳，又亲自为参谋处长作示范，骑着自行车通过很窄的木板桥。师首长的模范行动成为无声的命令，部队很快适应了水网地带的作战环境。
粟裕同志坚强的党性原则和胸怀开阔、隐功谦谨的高风亮节，十分令人敬佩。在部队多次整编扩编中，尤其是核心领导的人事安排上，粟裕同志总是从党的事业需要出发，一贯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他人为重的原则，正确地处理本部与友邻、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让自己所属部队的原正职干部担任改编后的副职，把正职让给参与合编的友邻部队，即使有的暂时不能到职，也要将正职空着留给友邻。如成立苏浙军区和华中军区等单位时，粟裕同志组建和长期指挥的一师的干部，从上至下不少同志由正职改任副职。他很了解自己的部属，一师的干部也很理解首长的意图，大家都以革命第一，习以为常，毫无怨言。
粟裕同志不仅以他出色的才华和高尚的品德感染着我，而且还由于他的敏捷与正确的判断，挽救过我的生命。一九四五年初，由美国、英国训练装备的国民党顾祝同部，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不打日军，专进攻我们，我们被迫进行反顽战斗。一次在浙江天目山地区，粟裕同志和我站在一个山头上观察地形，部署战斗。他用望远镜敏感地发现，对面山上的敌人正在组织对我们炮击，便果断地拉我跑开躲避。果然，我们跑出不远刚刚隐蔽下来，敌人的炮弹就落在我原来站立的位置。那次要不是他，我早被“报销”了，那个惊险场面终身难忘。十年内乱中，我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长期被关押，全家受株连。孩子有的去了北大荒，有的自己投奔安徽农村插队，有的失学闲住家中，他们的就业、参军等问题受到严重影响。粟裕同志得知，公正地表示：“我了解钟期光，革命几十年，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绝不是坏人，再上纲也是人民内部问题。”他不顾自己正在遭“炮轰”，冒着风险为我的两个无辜孩子的参军政审作证，使他们参加了人民海军；又托人将另外两个女孩安排到工厂当了工人；也为后来解决我的问题定了基调。我爱人凌奔同志，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之为我遭受迫害而焦虑，得了精神分裂症。粟裕同志通过夫人楚青同志，送她到地方上的安定精神病医院及时进行治疗，得以康复。在那样的时刻，粟裕同志能够如此抗恶扶善，舍己为人，坚持真理，正大光明，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实在是感人肺腑，堪称楷模，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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